程肃欠：除了上面所说把它义和团看成是晚清历史脉络里一个重大事件之外，还应注重国际关系的研究。从鸦片战争到1900年恰好是两个庚子年，这两个庚子年间的历史事件调整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眼光。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促使了先进的中国人第一次看世界，那么义和团运动倒使一些外国人认识到国际社会要认真看一看中国民众潜在的活力，促使他们重新审视中国。可以说义和团运动以一种极端方式，进一步启发了人们对于中西关系的思考。
应该说国外对义和团是很隔膜的，义和团打了他们的使馆，他们想到的义和团只是一种盲动，并且在此后的中外关系上很容易发生联想。现在西方和日本都有一些学者在研究义和团，其中有人关注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产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义和团研究要国际化，中国学者有责任要把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把当时中国老百姓的境遇，把西方侵略、清王朝压迫下所引起的这样一个事件如实地告诉全世界。
义和团所表现的民间文化是活文化，义和团运动可以说是民间文化的“博物馆”，它展示了在常态社会生活中人们不容易看见的很多东西。我们研究这种文化要揭示它背后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当年的义和团发起这样一场抗争，应该说是悲壮的，同时也说明他们是力不从心的。当时它终究是特定的历史时代一些特定的阶级和阶层进行的大规模的民族自救的联合和行动。当历史场景转变了，当中国已经走向了现代化道路的时候，义和团所表现的一些等糟粕在今天的农村里仍然还存在，需要用科学来反对迷信，用文明来克服愚昧，这个任务很重要。
总之，研究这个问题，不应简单地把它当作一个历史过程，而是把它放在中国历史脉络里面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关系来进行考察。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一个外国人看法，1900年在中国鲜明地标志着时代的转折。它引起了很多新的动向。要把它当成一个暴露清末社会弊病和民族危机的横断面，同时又是一个刺激和调动了各种改革思路的这样一大背景里的事件。
张鸣：研究历史上的存在的现象，对其行为的研究是不可避免的，对义和团来说特别重要的就是仪式研究，我最近写了一篇论文，题为《义和团仪式的文化象征与政治寓意》，仪式是义和团的真正纽带，它在现实中的强化，迎合了民间文化的氛围。这些年来仪式的迷信没有淡化，反而强化了，这实际是研究义和团的现实意义。就社会文化来说，义和团对乡间文化最基本的素材运用得非常多，很明显的就是民间戏剧，它利用了戏剧的一些程式，如念白、作派、行头，对它的研究应当注重这一方面。
林华国：今后要推动它的研究，需要有一批人长期投身其中，现在一些有基础的地方和单位中，也有些学者兴趣渐渐转向别的地方，这个状况是令人担心的。原有基础比较好的地方和单位应当建立一支比较稳定的队伍继续从事义和团研究。另外有的地方也应重视它的研究。例如河北，过去不太重视，这是不对的。因为河北是义和团活动的重要地方。又如天津研究义和团的人似乎也减少了。北京则从来就没有一个研究据点。人民大学有条件。这个课题太不受重视，所以很难有人全力以赴地去研究。需要有几个单位建立比较稳定的队伍，继续认真去做，收集重要的资料，整理出来把史实理清，在这个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的研究。
陈振江：今后的研究，不可一概骂倒，也不可作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过高评价，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这场运动，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要研究农民自身的弱点问题。单纯的肯定和简单的否定对推动它的研究都没有什么益处。同时要把它的兴起、发展和失败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研究结合起来，研究它所反映出来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义和团是用血的代价奠定了后来的发展。当时的国际上在一片对义和团的骂声中，也有一些人对它的前因后果作过较客观的评价，因此应全面研究当时的中外关系。也正因为这一原因，今年的“义和团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就定为“义和团与世界”。
（采访整理 郑贤）
